福音时评|上海麋鹿野放栖息地基本建成，人在物种保护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曾经在中国本土一度惨遭灭绝的麋鹿数量正在逐渐恢复，作为原野生麋鹿之一的上海也在麋鹿小种群恢复与野放等方面积极探索。2月27日，上海市林业总站宣布，4只麋鹿结束了至少一年的隔离观察期，通过健康检查并佩戴追踪项圈后，放归至崇明岛北部的新村乡栖息地，标志着上海首个麋鹿野放栖息地基本建成。

4头麋鹿被放归至崇明新村乡

这4头麋鹿于2020年秋季、2021年春季，分两批从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来到上海。先在上海动物园寄养了一段时间，后迁移至崇明新村乡，参与由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林业总站、崇明新村乡、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动物园等多个单位联合开展的崇明新村乡麋鹿极小种群恢复与野放项目。

2月25日，上海动物园的兽医为麋鹿进行了健康体检，采集了血样。兽医表示，4头麋鹿都很健康。随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为麋鹿佩戴了跟踪项圈，以便追踪它们今后在林地内的活动轨迹。

4头麋鹿在进行了健康检查、佩戴追踪项圈后，被从隔离区放归至范围更大且具备林地、湿地等多种生境的麋鹿栖息区内。

麋鹿栖息区位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村乡，放归的这4头麋鹿取名“香香”“业业”“美美”“乐乐”，对应项圈标号1-4，它们的名字来源于新村乡稻米文化小镇的建设目标：稻香、业兴、村美、民乐。

300多亩的麋鹿新家园

上海首个麋鹿野放栖息地整个项目占地300多亩，是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上海市林业总站、崇明区新村乡、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动物园等多个单位联手推进的成果。麋鹿栖息地是麋鹿野放后主要的活动区域，专家们在栖息地内营造了麋鹿喜爱的泥潭、芦苇滩，还辟出了具有自然野趣的沼泽湿地，投麋鹿所好的同时，还能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麋鹿野放栖息地被划分为麋鹿栖息区、麋田(轮牧)区、隔离区、水源涵养区和科普宣教区5大功能区。

水源涵养区是一片水上森林，夏季绿意盎然，秋季层林尽染，水中有丰富的底栖动物。

麋田(轮牧)区用来种植水稻和牧草，水稻禾苗或收割后的秸秆可以作为麋鹿的料草来源。每年春夏插秧之前，麋鹿可以在水稻田里撒欢。文献资料显示，原始稻田就是利用麋鹿践踏过的沼泽地来播种(不是插秧)的，因为那些麋鹿吃剩的叶子草根等都被麋鹿踩踏在泥里了，水和土一片粘糊，民间称之为麋田。因此有种说法，麋鹿的 “麋”字是“鹿”下加“米”字。

永远的遗憾——4个麋鹿种群已灭绝，仅剩最后一个种群

本次野放的4只麋鹿为1公3母，于2020年秋季、2021年春季分两批从江苏麋鹿自然保护区来到上海，先在上海动物园寄养了一段时间，后迁移至新村乡隔离观察。

麋鹿隶属于偶蹄目鹿科麋鹿属，该属仅有麋鹿一种，因此在生物学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麋鹿曾有5个种群：双叉种、蓝田种、晋南种、台湾种和达氏种。前4个种群已经灭绝，现存的仅剩达氏种。而放归的这四只麋鹿也是达氏种。

麋鹿起源于中国中东部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或沼泽，出现时距今200万年到300万年左右。因其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驴，麋鹿又被称为“四不像”。麋鹿种群数量最大时在琼、粤、湘、浙、沪、苏等多个省市都有分布，而上海正是野生麋鹿最后灭绝地之一。由于栖息地丧失与人类捕猎猖獗，麋鹿种群逐渐减少，到清末时只剩下最后200余头，全部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供当时的王公贵族们捕猎用。在先后经历了1894年北京城的洪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麋鹿在中国本土彻底灭绝。1890年，因永定河遭洪水决口泛滥，殃及南海子，北京城南一片泽国，南苑围墙多半倾圮，苑内圈养的120只麋鹿被冲散，任人追捕猎食，南海子的麋鹿仅余二三十只。1900年，八国联军趁清政府腐败、防务空虚，侵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南海子的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

麋鹿的异国他乡生活以及漫长的回家之路

186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兼博物学家阿尔芒·大卫（中文名:谭卫道）在北京南苑进行动植物考察的时候，重新“发现”了这些麋鹿，大卫神父将它们带回欧洲，所以麋鹿还有个“洋名字”，叫大卫鹿。

在1894年至1901年，英国的十一世贝德特公爵将八国联军侵华时流散到巴黎、安特卫普、柏林和科隆的18头麋鹿全部买下，放养到自己家族的乌邦寺庄园中。据说，这18头麋鹿中，有繁殖能力的麋鹿仅仅只有7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欧洲国家动物园中的麋鹿都死了，但乌邦寺庄园的麋鹿在贝德特公爵家族的保护下几乎未受任何影响。到二战爆发前，当地的麋鹿已经繁殖到255头，乌邦寺庄园开始将麋鹿向各国动物园疏散。

1956年，乌邦寺庄园赠送给了北京动物园4只麋鹿，但是由于空间太小并没有成功，麋鹿正常生活需要很开阔的湿地环境，而动物园显然提供不了这样的环境。1985年至1986年，贝德特公爵家族分别向北京、江苏大丰提供了22只和39只麋鹿，放养到北京大兴区南海子和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截至2020年底，中国的麋鹿总数已经超过8000头，其中野生麋鹿2855头，已经有江苏大丰、湖北石首和湖南洞庭湖3个较大的野生麋鹿种群，全国各地近100处麋鹿小种群。而此次放归到崇明麋鹿野放栖息地的4头麋鹿正是来自于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

据原上海自然博物馆麋鹿研究专家曹克清考证，野生麋鹿的最后绝灭地区较可能在我国东部，特别是东南部的滨海地带或沿海岛屿。上海作为野生麋鹿最后的绝灭地区之一，重引入麋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麋鹿的成功保护重新思考人在物种保护中能起到的作用

在麋鹿的差点灭绝与后来的成功恢复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类在这其中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现在的化石记载，麋鹿原产地为淮河流域，野生种群曾经在我国东部的沼泽平原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北至辽宁、南到浙江、西自山西，东达东海，都有麋鹿的踪迹，尤以海河、渤海沿岸、长江三角洲等地居多。

麋鹿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人类猎杀，在汉朝末年的时候数量已经大大下降，近乎绝种。元朝时蒙古士兵将残余的麋鹿捕捉到北方以供游猎。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后的野生麋鹿出现在江苏泰州。因人类活动影响，麋鹿种群逐渐减少，到清末只剩200余头，全部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这对于麋鹿的保护却实在是一件好事。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也没有放过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猎苑中仅剩的二三十只麋鹿有的被杀，大部分则被运输到了欧洲，并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动物园暂时安家，如此因祸得福，成功避免了继续留在北京慢慢老死然后物种灭绝的命运。后来又被英国的十一世贝德特公爵买下并放养到乌邦寺庄园中，因此再一次的成功的躲过了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很多大城市的动物园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在这一系列麋鹿因祸得福的事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英国的十一世贝德特公爵。是他把流落欧洲各大动物园的零散麋鹿们集中起来，而不是继续在动物园里用来卖票赚钱，也是他把麋鹿带回自己的乌邦寺庄园并且精心繁育，让差一点就要完全灭绝的麋鹿数量逐渐恢复过来。1985年，也是十一世贝德特公爵的后人十四世贝德福特公爵把麋鹿送回中国的。而现在，十五世贝德福特公爵正在延续着祖辈们的脚步，继续参与到麋鹿的种群恢复当中。而中国各个麋鹿栖息地也都和英国乌邦寺庄园维系着密切关系。目前，英国乌邦寺庄园内依然有400多头麋鹿。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每一个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并不是造物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物种保护方面可以毫无作为。事实上，在很多物种的生存正在受到严峻威胁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同工，参与到物种保护工作当中来，就像十一世贝德特公爵所作的一样。

而且，保护麋鹿，将会带来良好的生态系统，事实上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麋鹿是典型的湿地物种，在保护生物学中，我们将其视为自然保护的旗舰物种。如果麋鹿能够生活的很好的话，那么意味着我们也能生活的很好。万物相形以生，众生互惠而成。